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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画艺术频繁交融的时代，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我国较早的一部题画诗总集形成于南宋时期，即孙绍远编辑的《声画集》，这部书显示了宋代文人对诗画关系的一种特殊理解。受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观念的影响，宋人又提出了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的主张。《声画集》的命名正是汲取北宋诗画审美的经验而来。

诗画一律

建构古雅别致艺术格调

可以说，诗画同构或诗画一律是宋代文人审美最为突出的表征，它既打破了传统绘画艺术古板、匠气的弊病，又通过姊妹艺术的融通建构了一种古雅别致的艺术格调。元代赵孟頫倡导“古意”说，强调高尚人品，以期改革流于墨戏的近世士夫画，从而将宋人的审美趣味推向一个高峰，受其影响，产生了中国绘画史上难以逾越的“元四家”。

诗画艺术的同构与互动，为后世带来了一种新的文本形态，即彰显文人雅趣的诗画卷。简单地说，诗画卷是由多人针对同一幅绘画作品进行题咏而形成的诗卷。它一般形成于某个带有意味的话题，由话题的发起者邀请画家作画，并请不同文人进行题识，所用文体以诗歌居多，因此称为诗画卷。但也有人使用序、记、跋、识等其他文体，从而形成集诗文书画为一体的雅致之作。这种文本以卷轴形式存放，易于收藏和展示，典雅富有新意，且对所咏之物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诗人题跋不受时空和题材的限制，可以对画面进行描述，亦可以由话题展开想象，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进行情感抒发。一部诗画卷的流传可以绵延几十年，横跨若干代文人的情感历程，是了解文人生存方式、人生心态的重要文本。在后世著录的书画文献中，尽管原本诗画卷已经流失，但编者抄录的诗文题跋却得以保存，如明代朱存理的《铁网珊瑚》《珊瑚木难》，清代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便保存了《听雨楼》《秀野轩》《破窗风雨》等诸多诗画卷。

题诗序跋

不拘一格保存一代文献

这里以金末元初的诗画卷《燕子图》为例，来了解一下这种文本的形成、传播及其情感呈现。《燕子图》相关题诗序跋见载于金人元好问编辑的《中州集》。在这部诗歌总集中，我们发现，金代诗人庞铸的《田器之燕子图》一诗前后，收录了田器之的序，杨云翼、张檝、李纯甫、王良臣、李献能等多人的题诗，还可以知道赵秉文、田思敬、刁白、赵永元、王晦、许节、张云卿等人都有题诗，但并未全部录入。元好问在收集金代史料过程中，于陕西宋文通家里发现并获得了该卷的真迹，随后抄录其中的题诗序跋，保存一代文献。《燕子图》诗画卷文本的形成，在田器之的序言中交代得很清楚。田器之原名田琢，是《燕子图》这一话题的发起者，他声称在从军塞外时，曾遇到一对燕子，因惺惺相惜而备受感动并赋诗相赠，且抄以小字，用蜡丸封裹系于燕足，以示感激。诗有云：“几年塞外历崎危，谁谓乌衣亦此飞。朝向芦陂知有为，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怜我处频迎语，我忆君时不掩扉。明日西风悲鼓角，君应先去我何归？”这首诗通过作者与自然生灵的默契神会，将寄身塞外的离愁与燕子感通带来的慰藉表达得淋漓尽致。有意味的是，八年之后，田琢在出任潞州观察判官时，再次与双燕重逢，并以燕子足上所系蜡丸相认。田琢感慨之至，遂请好友庞铸作画，这便产生了《燕子图》。由此形成的话题在庞铸的题画诗中也呈现出来。庞铸的题诗内容充分借鉴了田琢序言所交代的故事梗概，集中关注田琢与双燕的相遇相知相依，并对燕子通于人性的感恩给予赞美。在诗中，我们了解到双燕于春末眷顾了田琢从军塞外的屋舍，使田琢产生“天涯流落俱为客”的触动，此为相遇。当地人多次要捕杀燕子为食，田琢极力保护。临秋之际，燕子落在田琢屋舍的座位旁边，喃喃之语似告别，此为相知。多年后，双燕又找到田琢的居所，飞入檐户，落于砚屏，此为相依。庞铸进而感慨道：天地间的禽鸟尚且知道感恩图报，而人世间却充满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之徒，观画人应该忧虑古道不复，自惭形秽。可以说，庞铸的题诗确立了《燕子图》相关话题的两个方向：一是人与自然生灵的和谐相处；二是燕子感恩所带来的教化意义。

杨云翼、张檝的题诗延续了第一个话题方向，他们在诗中均引用了《列子》的典故，是说一个喜欢海鸥的人，每日与之相处，久而久之，大批海鸥跟随而至。后来他的父亲让他抓一只来玩赏。第二天，海鸥盘旋于空中，不再下来了。这说明，人无机巧之心才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在这里，海鸥与人相处的故事，被用来影射田琢与燕子的情投意合和相知相依，杨云翼诗云：“寄语齐谐休志怪，沙鸥相款解忘机。”张檝诗云：“小诗系足初无意，巧语迎人独有情。阴德自招黄雀报，机心能致白鸥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诗人与白鸥为盟，也写出了《燕子图》所蕴含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心态。

王良臣、李献能的题诗反映的是第二个话题方向，他们对燕子知恩图报的忠义之举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展现出儒家士大夫应有的精神品格。王良臣诗云：“相别相寻积岁年，人心不及鸟心坚。填偿恩义三生债，分付平安七字篇。”李献能诗云：“塞上风光已十霜，仁心覆护独难忘。当时相送诗仍在，此日重来话更长。”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天地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生命整体，具有仁爱之心的人能够体察万物，浑然与万物同体。鸟兽与人一样都有知觉，当动物遭受危险时，人便会产生怜恤之心，并将它们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加以保护。田琢对燕子的顾惜与怜悯以及燕子对田琢的感恩和相依，都是这种仁爱之心的体现。王良臣、李献能二人的题画诗看到了这一点，所谓“仁心覆护独难忘”“人心不及鸟心坚”是对仁爱之心的一种独特诠释。

跨越时空

文人题诗彰显浓厚历史感

从田琢邀请庞铸作画题诗的1204年开始，到元好问于1246年将真迹复还给田琢之子并题诗三首，《燕子图》诗画卷的传播经历了金代中后期乃至金亡的历史变迁，共42年光阴。不同时空的文人在题写《燕子图》时会产生不同的感慨，往往会与时代境遇关联起来。赵秉文与元好问的题诗基本上脱离了庞铸题诗引申的两个话题方向，在探讨文人的生存处境中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感。

赵秉文题诗与蒙金交战的历史背景有关，写出了战乱中士人忧国忧民的无奈与感伤，其诗云：“而今塞北看双翼，多少中原失意人。”“交亲消息两何如，满眼兵戈不得书。为问南来新燕子，衔泥曾复到吾庐。”《燕子图》在此呈现的话题与时代之变息息相关，更与身处乱世的士人心态密不可分。

与赵秉文不同的是，元好问题诗的背景是在金元鼎革之际。他的兴亡之感要比赵秉文更加深沉厚重。金亡后五年，元好问得到了这部《燕子图》诗画卷的真迹，再七年，他将此传本还给田琢之子，并题诗其上。在经历了金元易代之后，元好问观画题诗的情感显然具有了浓厚的遗民情结。他在诗中说：“渠家王谢堂前惯，暗认曹刘可是难。”这里借用了刘禹锡《乌衣巷》的典故，以抒发世事沧桑、历史兴亡的感慨。时代变了，这对常年栖息旧巢的燕子，恐怕很难再找到故人的旧居了。元好问进而感叹说：“世间妾妇争相妬，禽鸟区区却赏音。”在时代巨变面前，唯有燕子还在依恋故人。这种故旧之念分明是一种遗民情结，对元好问如此，对经历易代之变的亡金士人更是如此。

《燕子图》诗画卷再次回到田琢后人之手，已是由金入元，在经历辗转流传之后，这部诗画卷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既有承平时期的超然和感恩，又有战乱时期的忧国与忧民，更有易代之际的沧桑与兴亡。这是其他文本形式很难具备的特征，诗画卷是借着同一主题展开的话题讨论，因时空相异，语境交错，题跋的情感向度便愈显得丰富多彩。又因为它是诗文书画的合璧之作，也因此成为彰显文人雅趣的文本形态。

（作者：陈博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光明日报》（2025-08-03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