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我的奋斗》进日教材 网友：政府在发疯

绝大部分中国观众因为1998年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第一次知道那场震惊世界的海难；而直到2021年上映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才第一次告诉世界，原来这艘巨轮上还有8名中国乘客，而且有6人活了下来。

7月3日-6日，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在福建泉州举办，举行主题论坛、国际主题日、影片展映等多场活动，《六人》是“21世纪海丝十年”纪实影像精品展映中的一部。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英国导演罗飞，在映后交流中说：“用纪录片的方式去看世界，会让我们能够多了解不同地方的人。这可能我不是我拍纪录片的目标，但值得为此感到高兴。”

在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之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共赴一场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纪录片之宴，无疑是十分合适的。海上丝绸之路曾用千年丈量时光、万里丈量地域，2023年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向海而生的故事，从古至今，延绵不绝。

泉州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海洋故事，纪录片让这些故事并不如烟。

纪录片仍发挥着《马可·波罗游记》的作用

罗飞拍摄《六人》的故事，最初是因为好奇。尽管小时候家对面住着的老太太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但直到2013年，罗飞在与美国历史学家施万克的一次偶然交谈中，才得知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于是，他开始追溯这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六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创作团队唯一找到其后人的中国幸存者，是一名登记名字为“Fang Lang”的中国人。海难发生时，他趴在一块木头上，等到了哈罗德·罗威率领的唯一一艘回来救人的救生艇。其实，“Fang Lang”的故事也被《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拍了下来，还作为女主角露丝获救的灵感。只是这一段情节在后来电影上映时被剪掉——这一段在《六人》中得以呈现。

海难只是《六人》的开头，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开启了一场侦探般的追踪，挖出6个中国幸存者之后的坎坷经历，那是一部华人劳工的沧桑史。“Fang Lang”直到去世也没向家人提起过自己的遭遇，但在给远在广东台山的侄孙的信中，写过一首打油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这是一个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的中国人代表，抱着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历尽千辛万苦，依然相信。

《六人》中的多位人物，在拍摄完成后的这些年去世了，这让罗飞感到遗憾又幸运，“尘封了100多年的秘密得到了记录”。

城市，是历史的记录者；而每个人，都是时光的记录者。令700多年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的东方大港刺桐港，唤醒了世界对海丝的千年记忆。而就如IMAX(中国)董事局副主席、执行董事陈建德所说，今天，纪录片仍发挥着《马可·波罗游记》的作用，用震撼人心的视觉记录将见所未见的景象和事物带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面前。

纪录片《寻找苏禄王》讲述了600年前，来华觐见的菲律宾苏禄王葬于异国他乡，他的后代在中菲两岸落地生根，于600年后枝叶交缠，共同寻找生命的起点；《石史诗》的主角是一块在海丝频繁“往返”的大理石，它在希腊矿场被切割采出，经雅典比雷埃夫斯港运往泉州的工厂，被制成希腊雕塑和旅游纪念品，经义乌商城被批发给希腊商人，又由举办希腊式婚礼的夫妇购回中国……

我们只要把故事讲出来，至于能不能打动人，相信观众

如果不是纪录片《古巴花旦》的讲述，谁能想到在地理上离我们最遥远的国家之一——古巴，有一对唱粤剧的舞台姐妹。和《六人》一样，此次展映的《古巴花旦》，最初也是因为导演魏时煜的好奇。

当时，后来成为该片监制的香港电影人罗卡，招待了两个会唱粤剧的古巴婆婆来香港，魏时煜听说后觉得很有趣也跑去帮忙——发现了更有趣的事情——两位婆婆还会唱粤语版《义勇军进行曲》，才知道这首歌当年在古巴华人群体中的传唱度非常高。

纪录片将何秋兰和黄美玉的故事娓娓道来，也勾勒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人在古巴的生存与生活。何秋兰的养父方标因为家人反对他学戏而由广东远走古巴，黄美玉的中国父亲则是华人街有名的裁缝。在父辈的教导下，何秋兰成为红遍古巴各个华埠的花旦，黄美玉则常常扮演小生角色。

“以前一说起关于华人华侨历史的纪录片，我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老人在镜头前控诉受到不公对待的镜头。这个片子中的两个婆婆，她们其实也经历了这些，但展现出来更多的是童真与天真。我想要表达这种战胜历史的人性，这能给观众带来很大的力量。”魏时煜说。

纪录片最大的特征是“真实”，纪录片让人信任其最大的秘密就是真实地再现别人的故事。当创作团队问姐妹俩有没有能为她们做的事，并没有华人血统的何秋兰出人意料地提出，想回养父方标的家乡祭祖。“这完全不在大家的拍摄计划之内。一个古巴婆婆有着中国人的祭祖的观念，这是中国养父、中华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不是能策划出来的。我们只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够了，至于能不能打动人，我相信观众。”魏时煜说。

《古巴花旦》曾在北京、上海、香港、纽约、温哥华、旧金山等多个城市上映。在香港试映场，有3名中年男性感动到落泪。魏时煜问他们为什么流泪时，观众告诉她，因为他们的祖父辈也跟秋兰和美玉的父辈一样是到古巴的劳工，但去了之后就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来。

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没有《六人》，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们看到《古巴花旦》，第一次知道了古巴华人的这段历史。有的观众能遥望自己的亲人，而所有观众都能看到，在这条延绵不绝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同样不可断绝。

不再只讲熊猫长城了，把普通人的故事“全球化”

在15年前，保罗·刘易斯第一次到中国，发现现实的中国和在西方所听到的中国存在着很大的“真空”，他认为，填补空白的方式是纪录片。如今，已是世界科学与纪实制作人大会主席兼加拿大Hot Docs国际纪录片节总监的刘易斯，不想再讲如熊猫、长城、紫禁城这类已经被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他想看到更多创造性的、打破刻板印象的故事，以及关于中国年轻人的故事。

“在年轻一代中，东西方的差别越来越小。他们可以从社交媒体直接获得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信息。我认为这意味着关于中国的故事将会发生改变。”刘易斯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主任梁红介绍，近年来，中国的纪录片逐渐从单一文化视角开始扩展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跨国界的理解和分享。比如，与法国、日本合作的《月背之上：太空变革的黎明》，首次展示中国在月背探索科学领域的工作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这部作品将陆续在法国、葡萄牙、波兰、日本等12个国家播映；与英国合作的《伟大诗人杜甫》，邀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来主持，讲述杜甫的人生故事……

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钱纳认为，纪录片的核心元素之一是人文交流，也就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伟大的灵感往往源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非凡故事的无尽源泉，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细节纹理。”

魏克然·钱纳培养和带领着团队把中国故事“全球化”，并送至全球观众的“餐桌”。《运行中国》《智慧中国》《决胜荒野之华夏秘境》《勇敢者的征程》《数字里的中国》等，在海外播出时均取得较好成绩。

说到“餐桌”，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不久前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系列纪录片”。英国导演柯文思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来到中国，2013年受基辛格之邀、拍摄讲述中美民间交往的纪录电影《善良的天使》而重返中国。一下飞机，中国发展之快，让他“感觉像到了另一个国家”。

“一部纪录片不能完全展现中国的全貌，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于是，柯文思决定留下来。“我想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传递给全世界，当然中国也应该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国有14亿人民，世界需要听到中国的故事”。

在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柯文思说：“我跟西方国家的朋友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要来中国看看，也许一开始会有文化的冲击，但体验过后是非常棒的。如果你能深刻体会，就能看到中国正在取得的成就，能看到文化复兴，能看到非常大的活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