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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南熏殿旧藏苏辙画像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壁画：备食图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备茶图

　　苏辙在辽国行程示意图

公元1090年正月，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北京度过了新春佳节。那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次到北京。苏辙到北京有何公干？他第一次到北京是什么时候？他在北京过的春节跟现代春节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跟随苏辙的脚步，来一次长路漫漫的“出国过年”之旅。

公派

太后让苏辙去辽国

先把历史的指针拨到宋哲宗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那时候，宋哲宗还是个少年皇帝，不掌实权，由他的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军国重事和大臣任命都掌握在高太后手中。

高太后性格保守，又喜爱文学，所以重用身为保守派的文学臣子苏辙，以及苏辙的哥哥苏东坡。在高太后的提拔下，苏东坡和苏辙都成为翰林学士兼“知制诰”，代替皇帝起草诏书，地位仅次于副宰相，在宋朝属于非常重要的职位。

1089年农历七月，苏东坡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成了地方官；而苏辙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升任吏部侍郎，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成为部院大臣。这年农历八月，高太后又任命苏辙为“生辰使”，让他代表大宋出使辽国，去给辽道宗耶律洪基庆祝生日。

我们知道，自从宋真宗跟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就成了和平交往的兄弟之国，往来不绝的出使队伍代替了早先的大规模战争。每当辽国皇帝或者皇太后过生日，北宋就会派出“生辰使”；每当辽国皇帝或者皇太后去世，北宋就会派出“吊哀使”；每当春节将至，北宋就会派出“正旦使”……同样的，辽国也在向北宋派遣生辰使、吊哀使、正旦使等等使臣。两国交好百余年内，互派使臣三四百次，每次派出的使团队伍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

在这些频繁往来的使团里，有我们熟悉的一些历史名人。例如李清照的姥爷王珪（部分学者误将另一位大臣王拱辰当成李清照的姥爷或太姥爷，该观点已被《王珪神道碑》证伪）在1051年以正旦使身份去辽国拜年，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在1055年以“贺登宝位使”身份去辽国祝贺辽道宗登基，沈括的侄子沈遘在1059年以正旦使身份去辽国拜年，沈括本人在1075年以“国信使”身份去辽国谈判地界，陆游的爷爷陆佃在1100年以“告哀使”身份去辽国通报宋哲宗驾崩。甚至包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包拯，同样出使过辽国。

好处

出国就能合法收礼

包拯、沈括、欧阳修等人出使辽国，都属于公派出国，这样的公派出国是有很多好处的：一是能免费饱览异域风景；二是回国以后被提拔重用的概率极高；三是可以接受异国君臣馈赠，返程时能带回一大车礼物。您如果不信，可以翻翻流传至今的那些北宋官员出使辽国行程文献，包括路振的《乘轺录》、陈襄的《使辽语录》、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里面都有接受辽国君臣馈赠的记录。

以陈襄《使辽语录》为例。公元1067年宋神宗登基，陈襄被任命为“告登位使”，奉旨去辽国通报新君即位。他一进辽国境内，就开始收礼：“接伴使、副，送臣等水晶棋子各一副。”辽国官员迎接陈襄入境，馈赠一套水晶围棋。“遂辞其母及其君，逐帐置酒如初，授臣等信书，赐衣各三对，及弓马、衣币。”辽国皇帝赐宴，又赐给陈襄三套衣服，还有弓箭、马匹、钱币。“送伴使、副，送臣等鹿脯各十五条。”辽国官员送陈襄离境，馈赠十五条鹿肉。“燕京析津府……留府送臣等生饩，折绢、绫、罗等。”返程时经过燕京析津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地官员照例要送一批丝绸作为礼物，但都折成钱币，直接送钱给陈襄。

这位陈襄跟苏辙是同僚，两人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朋关系——陈襄的爱徒孙觉，是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岳父，而黄庭坚又是苏辙的哥哥苏东坡的爱徒。陈襄出国收礼算不算不正之风？在当时是绝对不算的，甚至是朝廷默许的，因为辽国使臣到了北宋以后，北宋君臣也会多次馈赠礼物和钱财，而且回国不用交公，全归使臣所有。

既然其他使臣可以光明正大地收礼，那么苏辙也可以，然而奇怪的是，苏辙却不愿出国，接到朝廷任命时居然推辞。苏辙写给宋哲宗和高太后的奏章里说：“臣不敢惜此衰病之躯，然愚陋恐致辱国，乞陛下别赐施行。”（《乞免使契丹札子》）微臣不敢爱惜这副体衰多病的躯体，然而我愚昧丑陋，到了辽国恐怕有辱我大宋形象，请求陛下改派别的差使。

不仅仅是苏辙推辞，苏东坡接到类似的任命时也推辞过。早在公元1086年，高太后就试图派苏东坡出使辽国，苏东坡一万个不想去，并且在给朋友王巩的信中诉苦：“使事始欲辞免，又苦无说，然衰病极畏此。”（《与王定国三十五首之三十一》）到辽国出差这事儿，我一开始就想辞掉，又苦于没有正当理由，然而我体衰多病，对这个差使极其畏惧。

苏东坡后来有没有去辽国？没有，他成功推辞掉了高太后的任命。苏辙有没有去辽国？去了，因为他没能推辞掉。就在苏辙动身之后不久，高太后又派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礼做正旦使，去给辽国皇帝拜年，范纯礼拼命推辞，高太后只得改派另一个官员。

风险

使臣前面走，棺材后面跟

所以问题来了，既然出使辽国有很多好处，苏辙、苏轼和范纯礼等人为什么不愿去呢？关键原因只有一条：路太难走。

宋朝官员出使辽国，总是从首都开封出发，经过相州（今河南安阳）、雄州（今河北保定），过了白沟驿（今河北保定高碑店白沟镇），就进入辽国境内，然后北上进入燕京（今北京），也就是辽国的“南京”。如果辽国皇帝恰好在燕京驻扎，那么宋朝使臣就可以觐见辽帝，结束行程。然而辽国皇帝往往会驻扎在“中京”或者“上京”，所以宋朝使臣还得继续北上，去中京（在今内蒙古新城县）或者更远的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觐见。有时候，辽国皇帝既不在燕京，也不在中京和上京，而是在木叶山行宫（在今内蒙古奈曼旗），宋朝使臣便得穿越草原和沙漠，前往木叶山觐见。

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开封到燕京那段旅程是比较容易走的，从燕京去中京则不好走，去上京和木叶山更加艰难。艰难到什么地步呢？使团里可能会有人因为水土不服或过于寒冷而死在路上。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举过一个例子：“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梦溪笔谈》卷25）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大臣章频出使辽国，死在辽国境内，辽国竟然没有棺材，人们把章频的尸体抬到河北范阳才得以入殓。然后沈括又说：“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同上）从此以后，辽国专门打造几口棺材，用白银装饰，每当大宋使臣入境，辽国官员便派人抬着棺材随行。咱们现代人不妨设身处地替那些大宋使臣想象一下，去辽国出个差，后面还得跟着棺材，这不仅是一道奇葩的风景，而且会造成心理阴影。所以，苏辙不愿去辽国是可以理解的。

如前所述，苏辙没能推辞掉任命，尽管不愿，还是得去。他出发之前，已经到任杭州的苏东坡写诗寄信，隔空送行：

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送子由使契丹》

不辞驿骑凌风雪，说明苏东坡知道这趟远路不好走。苏辙收到哥哥这首诗，也写诗抒怀：

兰生庭下香时起，玉在人前坐亦凉。

千里使胡需百日，暂将中子治书囊。

——《将使契丹，九日对酒怀子瞻兄，并示坐中》

按苏辙估算，去辽国得在路上花几个月时间，所以吩咐二儿子苏适帮忙收拾行李。苏辙在1089年农历八月接到任命，这年十月才正式动身，大约在年底抵达木叶山，见到辽道宗，次年正月返程，在二月回到京城开封。去时两个月左右，返程两个月左右，一来一回用了小半年。在这小半年里，他创作了一批关于见闻与心情的诗，结集为《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一首《病足》写道：

中途冰塞川，滉漾无津涯。

仆夫执辔前，我亦忘止之。

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坻。

异域非所息，据鞍几不支。

根据题目和诗意，可以得知有段路程冰天雪地，马和马夫都不敢走，苏辙的脚又犯了病，也可能是受了伤。假如他重病不愈，或者滑下山崖，那么就得用上身后的棺材了。

欢乐

苏辙在北京被追星

好在使团里不止苏辙一个官员，还有别人陪着苏辙受罪。因为按照北宋惯例，每批使团里往往有两个正使、两个副使，再加几十个或上百个随从。根据品级高低，那些随从分别充当上节、中节、下节。苏辙也有诗云：“笑语相从正四人，不须嗟叹久离群。”（《古北口道中呈同事》）说明包括苏辙在内，这批使团里共有四个官员。

另外三个官员分别是谁呢？查《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四百三十一卷，1089年八月，高太后颁布旨意：“刑部侍郎赵君锡、翰林学士苏辙，为贺辽国生辰使；閤门通事舍人高遵固、朱伯材副之。”跟苏辙一块儿去辽国的那三个官员分别是赵君锡、高遵固、朱伯材，其中赵君锡和苏辙做正使，高遵固和朱伯材做副使。

今天看起来，赵君锡、高遵固、朱伯材都默默无闻，其实赵君锡做过御史中丞，地地道道的朝廷大员，而高遵固和朱伯材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高遵固是高太后的亲叔叔，朱伯材则是宋哲宗的亲舅舅。尤其是朱伯材，虽为武官，却有文才，这趟出使辽国，他也写诗纪念，否则今人很难知道苏辙曾经在北京过年。后文还会着重介绍朱伯材的诗，您先别急。

四个官员，一群随从，浩浩荡荡去辽国，虽然长路难走，但是并不寂寞。这帮人进入辽国，谁最受辽国官员欢迎呢？还得是苏辙，甚至还包括从来没去过辽国的苏东坡。

在苏辙文集《栾城集》第四十二卷，收录苏辙回奏给高太后和宋哲宗的一份报告：“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接引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辽国燕京即今日北京，副留守就是燕京的行政二把手，内翰是对翰林学士的尊称。原文大意说，苏辙等人第一次经过北京时，北京副留守邢希古负责迎接和欢送。邢希古派下属给苏辙递话：“您的哥哥苏东坡出了一部《眉山集》，在北京特畅销，您干吗不出一部集子，也流传到北京来呢？”

在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当中，有一首写给苏东坡的《神水馆寄子瞻兄》：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动江湖。

翻成大白话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哪个书商，把我哥的文集卖到了北京，如今辽国人对我哥很崇拜，向我询问我哥的消息。哥啊哥，您以后可要注意，千万别因为文章闹出乱子，再把乌台诗案搞到辽国这里来。

无论是苏辙写给朝廷的那份报告，还是他写给哥哥的这首诗，说的都是一件事：他们哥俩名气很大，连当时在辽国治下的北京都有他们的粉丝。

《神水馆寄子瞻兄》写于108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写这首诗时，苏辙已经离开北京，取道东北，往辽道宗的行宫木叶山进发，并且到了“神水馆”。神水馆在哪儿？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从北京到宁城有六七百里，苏辙等人平均每几十里就要在沿途驿馆休息一夜，至少得走十天左右。既然苏辙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抵达神水馆，所以他应该是十一月上旬离开的北京，所以他第一次经过北京的日期可能是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

返程

苏辙在北京过春节

1089年腊月，苏辙一行抵达终点木叶山，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境内，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当时辽道宗正在木叶山行宫，专门等着接待大宋使臣。

木叶山名叫山，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沙丘，没有城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更不必说，辽道宗为何选在这里接待使臣呢？有一个特别鸡贼的原因——故意让宋朝人跑更远的路来觐见，以此显示辽国疆域辽阔，让宋人对辽国的实力抱有敬畏之心。苏辙有一句诗也提到这一点：“礼成即日卷庐帐。”（《虏账》）等接待完苏辙这拨生辰使，以及苏辙之后的那拨正旦使，辽道宗会立刻率众离开。

觐见完辽道宗，苏辙等人返程南下，出内蒙古，入河北，再次经过北京。这回到北京的时间应该是1089年腊月底或1090年正月初，总之就在春节期间。为什么敢确定是在这个时间点？两个理由。第一，查考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提到的时间和地点，他1090年立春那天在北京给老婆史氏发了一封信，1090年正月初十以前已离开北京，骑马南归；第二，与苏辙同行的副使之一朱伯材有一首《北使道中逢岁旦》传世，诗中说“幽州城下历新节”，说明他们返程途中过了年（宋朝人将农历春节称为“岁旦”或“正旦”），而这个年是在幽州也就是北京（北宋人喜欢沿用五代十国旧称，称北京为幽州）过的。

朱伯材那首诗是这么写的：“奉使北游已三月，幽州城下历新节。契丹爆盐驱太岁，汉儿煎饼补天裂。”前两句很好懂，从1089年十月动身，到1090年春节，已经过完十月、十一月、腊月，所以“奉使北游已三月”；返程经过北京时恰逢新年，所以“幽州城下历新节”。后两句描写当时北京春节习俗，说契丹人通过爆盐来驱邪，汉人通过煎饼来补天。

为了准确理解朱伯材的诗，我们有必要翻开《辽史》第五十三卷，读一读辽国人怎么过年。该卷原文说：“正旦，……帐内爆盐炉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大年初一当天，在帐篷里生起炉子，把大盐粒子扔在炉火上，噼噼啪啪作响，再点燃一种名为“地拍鼠”的烟火，以此驱赶邪祟。原文还说：“俗煎饼于庭中，谓之熏天。”民间流行在院子里摊煎饼，据说是为了熏天。

《辽使》说煎饼用来熏天，朱伯材为何说煎饼用来补天呢？因为他在北宋生活，而北宋民俗认为正月二十是“天穿日”，天要裂了，必须摊一些煎饼，像女娲补天那样，补住天的裂痕。朱伯材见到辽国汉人在春节期间摊煎饼，于是联想到北宋民间在正月二十那天摊煎饼补天的习俗。

那些在北京居住的辽国汉人究竟是在熏天还是在补天呢？流传至今的辽国民俗文献非常稀缺，恐怕很难考证清楚。也许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将近千年以前辽国北京的年俗：契丹人会往火炉里撒盐，汉人会摊一些煎饼。而这些年俗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又能说明风俗像生物一样在不断演化，并且演化的速度很快。

苏辙本人倒没有描写辽国的年俗，只是在怀念北宋的年俗。他写给妻子的一首诗说：

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

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

——《春日寄内》

在这首诗里，“小幡”即幡胜，就是用彩纸、丝绸、铁丝或金银丝扎成的假花、假鸟、假蝴蝶。宋朝人过年，无论男女，都会把幡胜插到头上，走起路来花枝乱颤，展翅欲飞。“点盘生菜”即春盘，就是用生菜、香菜、萝卜丝、白菜丝、腊八蒜拌成一盘凉菜，堆成金字塔造型，中间再插一朵假花。宋朝过年，过立春，过元宵节，都会将这种春盘摆到一桌美食的中间，不为好吃，只为好看。

新春又到，苏辙想象着妻子已经在发髻旁边插上幡胜，在餐桌上摆出春盘，不禁对中原更加想念，于是交待妻子把院子里的雪扫干净，他要快马加鞭赶回去，在青梅完全绽放以前赶回去。

(供图/李开周)